特赦1959，那些鲜为人知的台前幕后
日前，热播的电视剧《特赦1959》讲述了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释放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举措在党内外、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在解放战争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人民解放军俘虏和逮捕了许多战犯和其他敌对分子。此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展开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如何处理战犯就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把战犯改造成为新人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曾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20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监房能容纳千人以上。
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组织名医会诊、抢救，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使他们深受感动。
以上这些工作对战犯们转变立场和思想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战犯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就是在这种恩情感动下，这颗冻僵已久的心才复活起来的。”有一位被治好梅毒病的战犯说：“党不仅改造了像我这样罪该万死的罪犯，并想尽各种办法治好了我过去腐化生活带来的脏病。对党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我永世不忘。”还有的战犯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宝贵。我这个过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改造成为新人，完全是
▲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获得特赦。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这次被送往北京，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他在棉裤里藏了60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动态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着重让他学习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时，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实际表现的，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还反复以同是名列44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于是，杜聿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交代了私藏安眠药片的来源。原来，他在山东解放军军官教导团期间，以失眠为由，多次向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积少成多，并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他一再表示，自己再也不干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了。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喂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
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于1959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特赦战犯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呢？
特赦政策出台的背景
195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这样，如何处理战犯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批示。
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周恩来的建议进行了讨论，认为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实现，“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政治经济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来看，他们虽然有过重大罪恶，但他们过去一般都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经过几年的改造，他们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不仅有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敌人，并且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抱有疑惧的人的思想，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另外，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了对国民党去台人员凡返回祖国大陆者则既往不咎的政策。在这个时候，释放一批战犯，有利于加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特赦政策的形成经过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圆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去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周恩来还对释放战犯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安排意见，第一步先集中释放的战犯在北京参观，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其间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周恩来最后强调：“他们出去后，愿意到台湾的到台湾，愿意到香港的到香港，允许来去自由，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指出，党的政策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还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大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上上下下几次充分讨论和酝酿，对战犯实行特赦的政策方针终于确定出台了。
▲正在举行的特赦战犯大会
毛泽东的正式“建议”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就战犯释放问题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如下建议：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强大和巩固。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呢？9月15日，毛泽东在各党派负责人会议上回答说，现在“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因为“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还要人民能接受。现在是改好了的人就赦，是特赦，不是大赦”。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很快向党内外传达。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著名无党派人士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纷纷举行座谈会，表示热烈的拥护和支持。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正式发布了特赦令。
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的建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刘少奇的特赦令，同时配发《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在全国尤其是各地战犯劳教所引起了重大轰动。特赦令第一条规定：“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天正好是中秋佳节，《特赦令》的颁布使许多特殊家庭有了“月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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